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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青少年体育健康教学体系创建思路

            2013-03-04 14:49 来源:健康教育论文 有人参与在线咨询

            本文作者:任杰 平杰 舒盛芳 杨烨 代俊 单位: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科学学院

            研究方法

            按分层抽样原则抽取上海地区小学三年级、五年级,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级共4个年级的在读学生。实际发放并回收问卷4972份,调查范围包括8所小学、12所初中、7所高中,其中,来自中心城区学校的样本3418份,郊区城镇学校的1554份。1.2问卷制作1.根据众多学者认同的学校、家庭和社区三位一体理论假设,通过查阅文献和专家访谈,从学生对体育教育的手段、内容、条件、效果等的体验程度制定问卷的最初条目。条目的回答和计分采用里克特5级评分方式,从“非常符合”到“很不符合”依次计5、4、3、2、1分。

            5名专家对问卷进行评价和修订,删除不合理和意见不一致条目,保留专家均认可的53个条目。3.为了使问卷的文字表述能够符合小学3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,由两位小学语文老师对问卷进行文字上的修改,建立小学3年级学生专用的问卷复本。4.增加4个反向条目作为诚实度检测,这4个反向条目与问卷中另4个条目一一对应,内容一致,提问方式相反。最后的问卷条目总数为57题。

            在回收的问卷中,对超过5题未回答的问卷做废卷处理。另外,根据诚实度条目的测试,4道反向题与相应正向题的得分相差超过4分的问卷也做废卷处理,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055份,有效率61.4%。根据有效问卷总编号的奇偶抽取其中奇数号问卷(1528份)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假设模型的建立,偶数号(1527份)问卷用于验证模型的适宜度。

            首先,采用SPSS15.0软件进行问卷的KMO系数和Bartlett球形检验以考察取样适当性,然后,对1528份问卷样本中的53个条目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,再采用方差最大化的正交旋转,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,寻找独立的潜在因子。因素分析时根据以下原则进行条目筛选:1)条目变量的单个因子负荷值必须大于0.5;2)条目变量不能在2个以上因子上都有较高的负荷值;3)每个因子至少包含3个以上条目。根据潜在因子所包含的条目为潜在因子命名。

            将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得的潜在因子作为一阶因子,将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区教育三者作为二阶因子。根据因子含义建立一阶和二阶因子间的路径关系,确立理论结构模型。采用AMOS7.0软件和另一半的1527份问卷样本对该理论模型进行适配性检验。采用SPSS15.0对样本因子得分进行因子间和年级间的差异比较,显著性定在0.01水平。

            研究结果

            本问卷的KMO系数为0.966,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3366.98(df=1225),显著性为P<0.001,说明相关矩阵有共同因素存在,该量表适宜进行因素分析。经多次条目筛选和因子旋转,本研究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取31个条目,潜在因子7个,累计贡献率为60.04%。各条目变量的因子负荷及因子名称见表2。第1个潜在因子(F1)包含6个条目,主要涉及体育课的内容、形式等,因此,命名为“体育课程”;第2个潜在因子(F2)包含5个条目,条目内容反映社区的体育活动的开展,因此,命名为“社区教育”;第3个潜在因子(F3)包含与家长有关的5个条目,主要体现家长自身的习惯以及陪同和督促,因此,命名为“家长示范”;第4个潜在因子(F4)包含反映体育课堂之外的体育器材、场(馆)和教师的重视等6个条目,因此,命名为“学校条件”;第5个潜在因子(F5)有3个条目,反映了家长在体育锻炼上的经济投入,因此,命名为“经济支持”;第6个潜在因子(F6)所包含的3个条目反映教育制度的要求,因此,命名为“教育制度”;第,7个潜在因子(F7)包含的3个条目都是反映学生的体育锻炼目的,因此,命名为“个体认知”。各因子的贡献率如表2所示,其中,体育课程和社区教育因子有较高的权重,显示其在模型中重要性。

            采用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。将前述7个因子作为一阶因子,学校、家庭和社区教育等3个因子作为2阶因子。根据各因子的含义,其中,“体育课程”、“学校条件”、“教育制度”、“个体认知”与学校教育的关联密切,“家长示范”和“经济支持”可归为家庭教育因素,因此,建立理论模式路径图如图1所示。模型的估计方法为极大似然法,样本数据为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外的另一半样本数据1527份。结果显示,模型的拟合度很好。模型参数:RMSEA=0.045,GFI=0.93,AGFI=0.92,NFI=0.91,CFI=0.93,IFI=0.93。标准化路径参数显示,2阶因子和1阶因子间以及2阶因子间的关联度都在0.7以上。这表明,本研究依据学校、家庭和社区三位一体体育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假设得到较好的验证。

           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,中、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共包含7个潜在因子。由于每个因子包含的问题变量数不同,因此,各因子得分用该因子所包含各题得分的平均值来表示。对该7个潜在因子的得分进行单因素重复测试方差分析,Mauchly球形检验显示,P<0.05,需要进行修正。采用Greenhouse-Geisser法进行修正后,因子主效应显著,F(5.08,15521.25)=1106.54,P<0.01;Games-Howell法多重比较显示,7因子除学校条件和教育制度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以外,其余两两间均存在显著差异(P<0.01),因子得分从大到小顺序为:体育课程>个体认知>教育制度>学校条件>家长示范>经济支持>社区教育。

            根据前述有关三位一体青少年健康教育模式,计算出3个二阶因子的得分。由于每个二阶因子所包含的一阶因子数不同,因此,二阶因子的得分用其所包含的一阶因子得分的平均值来表示(图3)。采用4(4个年级)×3(3类教育)两因素方差分析,检验不同年级学生所受三方面健康教育程度的差异。Mauchly球形检验显示,P<0.05,需要进行修正。采用Greenhouse-Geisser法进行修正后,教育类型主效应显著,F(1.93,5900.13)=1683.09,P<0.01,表明在健康教育方面,学生对学校教育的认可度高于家庭教育,家庭教育高于社区教育;年级主效应显著,F(3,3051)=120.78,P<0.01,表明随着年级升高,学生对健康教育的认可度逐渐下降;两者的交互作用显著,F(5.80,5900.13)=14.58,P<0.01,说明在不同年级上,学生对三类教育的认可程度的差异程度不同。单纯主效应及多重比较显示,各年级组的学校、社区和家庭教育之间的差异均具有显著性。从均值的变化程度看,在初2和高2年级,对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认可度差异较大,小学3年级和5年级学生对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认可度差异较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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